在全球层面上，言论自由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独裁统治转向更为民主的政体，新形式的社交媒体让原先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们有机会发出声音。不过，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瑞典哥德堡大学所设言论自由、媒体发展和全球政策教席的卡尔森说，反对这一大趋势的阻力仍然存在。

“尽管我们今天可以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交流，但在公共场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并不够，真正的问题仍被掩盖着，”卡尔森说，“我们倾向于向思维方式与我们相同的人阐明自己的观点，并接受与我们自己的观点一致的意见。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认同社会，在面对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时，不会去完善我们的观点，而这些都是达成实用性政治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看来，这会给民主和言论自由带来风险。”

卡尔森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深受当代政治气候的影响。她富有创见，思想进步，对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怀有浓厚的兴趣。

“我们这一代人对政治更感兴趣，看待问题的方式比现在的人更为尖锐，”卡尔森说道，“同时，我们在其他方面则更为幼稚。在22岁时，我到非洲待过一年，横穿了半个非洲大陆。当我回到家时，体重只有34千克，但我学到了很多。从那以后，非洲始终在我心中。”

于是，当她40年前开始在哥德堡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时，便把目光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政治。但她很快就开始涉足媒体、传播和言论自由问题，并因此成立了北欧媒体研究所Nordicom，还多年担任该所的负责人。2015年3月，她荣获新设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30多个国家的学术机构设立的约760个教席之一。

“通过这些方式，我将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卡尔森说，“媒体发展与地缘政治和技术发展一样，都会对世界各地形成的言论自由产生重大影响。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知识交流，使人们了解这些问题。”

卡尔森认为，完全言论自由问题非常复杂，对此几乎没有简单的答案。她指出了一个趋势 —新闻的使命正被边缘化。她解释说，报业公司会参考商业模式，将媒体消费者看做客户，而不是以新闻为使命。现在的记者希望实现的是自我价值，而在20世纪80年代，记者的动力源于改进社会。

与此相似，公共关系机构和说客对新闻媒体的影响也较以前更大。

卡尔森说：“我们发现新闻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例如，不符合市场要求的研究有被筛除的风险。尽管人们应该可以弄清楚哪些是社论，哪些是广告，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具备更高的‘媒体素养’，也就是说，要了解媒体如何运作，以及在学校如何利用媒体。一个民主国家需要其公民非常熟悉媒体，而且具有批判的眼光。”

此外，恐怖主义行为也对言论自由造成了直接威胁。例如，2015年1月，位于巴黎的法国杂志《查理周刊》的办公室遭到了恐怖袭击；同年2月，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文化中心也遭受恐怖袭击。

“ 艺术拥有让人不舒服的权利，”卡尔森说，“无论一个人持有什么想法，其他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讨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也至关重要，这样讨论就不会变成主要针对个人。”

卡尔森继续指出，实现言论自由的捷径是必须讨论的问题，并强调说，辩论必须在公开场合进行。

“双方必须相互尊重，” 她说，“你有权表达你的意见，但你也必须接受其他人也有表达他们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的出现，是因为受到压制的人们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今天，许多场合都会使用“言论自由”这个词语，所以它并不总是能够反映它本身的含义。